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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的杰出商帮—徽商

2014-12-15 10:27 作者: Yvonne 来源:未知

在明清时期,有这样一群人成为当时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行者:他们读书、耕田、经商、务本,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塑造了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繁华,同时,也罕见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财富


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,农业在社会经济构成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。《汉书》有记:农,天下之大本也,民所恃以生也。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,故生不遂。
然而,在明清时期,有这样一群人成为当时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行者:他们读书、耕田、经商、务本,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塑造了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繁华,同时,也罕见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财富,造就了流芳百世的徽州文化。他们,便是中国明清时期最为杰出的商帮——徽商。
 
贾而好儒
 

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“府”,治下有六个“县”;就地理位置而言,徽州被黄山、大鄣山、浙岭所包围。古徽州虽山明水秀,却因山地贫瘠,耕地甚少,全年的农产品只够供应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粮食。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从这句俗语中可以看出徽州人对于生存环境的无奈。正是种地无以生存,徽州人才只能在十三四岁的年纪便外出经商,注定地要成为商人了。
自五代时期起,徽州便有了个别商人。南宋时期朝廷迁都临安(今天的杭州),区域经济相对发展,从地理位置上为徽州商人行买四方提供便利。然而徽州商人真正形成全国性质的庞大商业集团,是在明朝中叶以后,自这一时期起,“徽商”成为一个固定名词,为人们广泛应用。
照史书记载,明朝嘉庆以后,徽州府内十分之七的人都于外地经商。他们活跃于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乃至日本、暹罗、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,所涉及领域有盐业、茶业、木业、典当业、医药……几乎无所不包。以至于当时的江南一带流行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说法——一个地方只有徽商到来了,逐渐兴修店铺,才能由村庄变成市镇。当时,徽商与位居北方的晋商共为明王朝的两支著名商帮;而在明末清初时期,晋商势末,徽商成为中国大地上最为优秀的商帮,进入鼎盛时期。
优胜劣汰,徽商与晋商的故居皆属山地,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两者身上同样可见,何以徽商最终获得了其他商帮所不能比拟的地位?后世的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徽商独有的“优秀人力资源”。
徽州人十分重视读书,“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”,而其最初的“文化基因”可以说是移民带来的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成显先生介绍:历史上,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。一是两晋“永嘉之乱”之际,二是唐末五代时,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,“靖康之乱”,金兵南侵,大批士族涌入徽州。中原的世族大家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徽州,开辟“桃花源里”,为古朴的山林地区带来了先进文明。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皆出自徽州,他们所设立、完善的儒家思想哲学体系给一代代徽州子弟带来了深远影响,成为徽州人生活实践的思想指南。明朝中后期,当时的社会开始出现资本启蒙思想萌芽,进而有人提出“工商皆本”。徽州商人无疑是这一思想的先行实践者,据当时的县志记载,徽州地区从商者的财富已经大大超越务农者。徽州人在经历了思想上的解放后行商四方,积累创造了大批财富,又因其敏而好学、虽贾好儒而获得了“儒商”的雅称。
 
 
 
徽州朝奉,自己保重
 

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是安徽绩溪人,在谈及故乡时,他曾这么说:当时徽商走遍全国,往往背着一个口袋,里面装着徽饼,还有绳索。徽饼一路充饥,而“出门身带三条绳,可以万事不求人”,身背的行囊坏了,绳断了,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,都用得着绳索,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。
徽商大都由小本经营起家,吃苦耐劳。按照徽州民俗,男子最迟到了16岁便要外出行商,因而徽州人大都早婚。可是,外出行商的丈夫往往要几年,甚至十几年才能回家,所以夫妻真正相对的日子实在寥寥无几。
群山环侍的徽州道路艰险,出行不易,唯有一条新安江由黄山奔流而入钱塘江,至今,新安江畔还保有旧时的码头,一位位徽州人由此离开故里,也由此衣锦还乡。也正是借助这条黄金水道,徽商得以把木头、茶叶等商品运往钱塘江、长江流域,继而分销全国。
徽州多山,盛产木材。每逢冬季,徽商便组织人力进山伐木,等到梅雨季节河水上涨,再由水路运往全国。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,明清时期仅徽州所产木材已经不能满足全国范围内的需求,于是,已经掌握了木材经营市场的徽商便组织人手,往江西、四川、湖广开拓货源。正是通过这种异地贩运的方式,徽商成功获得了商品中间差价所带来的巨大利润,而这也成为徽商常见的商贸方式之一。
徽州盛产茶叶,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“祁红屯绿”,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。到了明清时期,茶叶成为徽州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,徽人中出现了不少专精于此的茶商。他们在全国各地,尤其是北方设立连锁茶铺,世代经营。清乾隆时,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,茶商字号166家,小茶店达数千家。
开当铺也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,可以说,在旧时的江南,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。明朝中期,资本主义初期萌芽,朝廷不再以粮食作为税收征缴,而以钱币代之。由此,典当行业的兴起不可避免。当时,在南京的500多家当铺大部分为徽商所有,他们不仅在大城市设典当行,而且把典当行设到了乡村小市。南北两京,随处可见徽商当铺的招幌,就连徽州方言,也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。当时,人们将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为“朝奉先生”,也因了徽州商人在当铺业的闻名,以至于人们将“徽州朝奉”视为专有职业的代称。名声响了,大家见到了徽州商人,甚至徽州的士绅,就一起把他们称为“徽州朝奉”了。
由此,徽州人出门远行,亲友将其送出前村,再至渡口;互相惜别,抬手作揖,道一声:徽州朝奉,自己保重!
 
红顶商人
 
“红顶商人”指的是具有官职的商人,因清朝官员的帽子顶部为红色,故有此一说。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莫过于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,他出身寒微,创立了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,一生诚信经商,受封文官从二品(清廷官员级别共分九品,最高一品),获赐黄马褂。
明朝万历年间,日本侵略朝鲜,朝廷准备出兵援助,有商人自愿为朝廷捐输白银30万两,这让万历皇帝非常高兴。此人名叫吴养春,是徽州商人,拥有2400亩黄山林场。然而,商人此义举最终为他招来了大祸。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欲将吴家财富敛入私囊,编造了一系列罪名加诸于吴家,以致吴家千金散尽,家破人亡,是为名恸一时的冤案——“黄山大狱”。
“黄山大狱”让徽州商人清楚地意识到,只有对权利攀附逢迎,才能在封建政治势力的荫庇下得以发展。可以说,徽商对权利的依附确实为其开拓了一时无两的风光局面,却也注定了其最终的悲剧命运。
盐业贸易是徽商经营的最大商业,也是获利最富的行业。明朝初期,商人行销盐业需凭朝廷下发的“盐引”,此时两淮盐场产盐最多,借由地利之便,徽商较其他商帮先一步掌握了两淮一带的盐运贸易。万历四十五年之后,朝廷又推行了盐法的变革:不再下发新的“盐引”,将持有“旧引”的商人名册编成纲目,名字在册者方可行销盐业,“旧引”可以世袭。由此,从事盐业的商人成为了世袭特权商人。
明清两朝的盐法变更,每一次都朝着有利于商人的方向演变。为了获得盐业经营的巨大利益,徽商千方百计结交官府势力,甚至巴结皇帝。清乾隆年间,两淮地区盐业总商江春将自己建在瘦西湖的园林送给皇帝;乾隆六下江南,每一次江春都可谓竭尽心智,以讨皇帝欢心。
然而,盛极必衰。徽商与封建势力的过度紧密也导致了二者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。清代中叶,清廷衰败,太平天国及鸦片战争使朝廷无力支撑,开始以各种名目向盐商募银。频繁地捐输、赈灾、助饷、接驾,此时的徽商已经是外腴中空。道光初年盐法再次变更,只不过这一次不再对徽商有利,朝廷放开私盐以收取更多盐税,这一下给了徽州盐商致命一击。曾经因徽商而繁华一时的扬州城也风雨飘摇,逐渐满目疮痍。
 
徽文化
 
徽商行商天下、游走四方,却始终不忘故里。他们将在外行商所积累的财富带回乡里,兴建学堂、祠堂、宗庙,重金聘请名师去徽州讲学。有着崇文重德的优良传统、良好的教育环境,使得子弟眼界开阔,由此徽州人才辈出。据统计,徽州中举人者在明为298名,清有698名;中进士者明392名,清有226名。
明末清初之际,徽州涌现出了大批画家,他们善绘徽州山水,画风飘逸自然,被后世称为“新安画派”。明清以来,徽州有画家767人,一个地区在300多年里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知名画家,这是其他地方不能匹敌的。此外,徽州的建筑、戏剧、笔墨、雕刻工艺均闻名全国,形成了独有的徽州文化。
今天,徽州商人当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早已于历史的尘埃中灰飞烟灭,然而徽人所留下的灿烂文化至今仍薪火不息。

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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